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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同志

                  艾滋病人隱私權保護不能絕對化

                  深圳同志 http://www.sigl.tw 2018-08-21 17:08 出處:網絡 編輯:@iCMS
                  北京地壇醫院里的艾滋病人志愿者。(東方IC/圖) (本文首發于2018年8月16日《南方周末》)

                  艾滋病人隱私權保護不能絕對化


                  北京地壇醫院里的艾滋病人志愿者。(東方IC/圖)

                  (本文首發于2018年8月16日《南方周末》)

                  最近幾天的微信朋友圈里,一個題為《為眾人抱薪者,已凍斃于風雪》的帖子在盛傳,里面列舉了一些致力于公益事業的人士以及各自的悲慘結局。其中有一位叫高××的“藥品打假專業戶”,被該文暗示是被迫害而死。讀完之后,我深感哭笑不得。

                  作為一名記者,我恰好與高××打過交道,知道他的打假并不像某些媒體報道的那樣高尚,而主要是作為一門生意去經營。更重要的是,在高××去世之后,我曾就他的死專門做過調查,發現了他身上的兩個秘密:同性戀者以及艾滋病患者。而他的死,正是由艾滋病及其相關并發癥所導致。為此,我也專門寫過一篇報道(題為《同志之死》,詳見2011年12月1日的南方周末),澄清了高××的死亡真相。但這個帖子時隔7年之后懷疑他遭迫害致死,說明社會對他死于艾滋病這一事實仍知之甚少。

                  我國于2006年出臺的《艾滋病防治條例》明確規定,未經本人或者其監護人同意,任何單位或者個人不得公開艾滋病人的姓名、住址、工作單位、肖像、病史資料以及其他可能推斷出其具體身份的信息,否則將受到處罰。

                  按照業內人士的理解,這一規定甚至同樣適用于死去的艾滋病人。

                  我承認,艾滋病人的隱私權應當和必須受到保護,這既是法律的規定,也是出于維護公共利益的需要。但是,通過高××這一案例,我發現這種保護不能絕對化,否則就會走向反面。

                  和很多艾滋病人一樣,高××并不想讓外人知道他的病情,而且作為一名同性戀者,他在患艾滋病之后,還在繼續與他人發生男男性行為(屬于艾滋病傳播的高危行為)。在他死亡之前,我和許多采訪過他的記者一樣,對他患有艾滋病這一事實一無所知。他最后一次因發燒住院時,也向經治醫生隱瞞了自己的艾滋病患者身份,最后因病情嚴重,作為公眾人物的他是被政府送到上海一家三甲醫院后方才查出來艾滋病的。

                  而且,根據這家三甲醫院的診斷,高××不僅患有艾滋病,還患有丙肝與肺結核兩種傳染病。與艾滋病不同,肺結核的傳染性更強,憑借呼吸道就可以傳播。在得知真相之后,有采訪過他的記者后怕不已,擔心被傳染而專門去做體檢。

                  我在調查中還了解到,因為法律規定保護艾滋病患者的隱私,某市一疾控中心的工作人員,曾眼睜睜看著一位艾滋病患者結婚,后者不僅將艾滋病毒傳染給其原本健康的配偶,還生下一個感染了艾滋病毒的孩子。

                  在《同志之死》那篇報道中,我對《艾滋病防治條例》過度保護艾滋病人隱私權的做法提出了質疑。但報道發表之后,我即遭到一些艾滋病人隱私權保護論者的攻擊。據說有關部門曾一度打算修訂《艾滋病防治條例》的上述條款,但最后未能成行。

                  2016年,我在采訪一位艾滋病防控專家時,跟他也談到這個問題,才知道這個問題仍然存在,而且越發嚴重。他給我舉了一個工作中遇到的例子:地方疾控部門發現當地一個長期賣淫的小姐感染了艾滋病,她明知自己患病,仍然堅持賣淫。雖然按照相關法律規定,有關部門理論上可以用故意傳播艾滋病的罪名追究其刑事責任,但現實中因為取證難等原因幾乎無法操作。而當地疾控部門為了保護其隱私,不僅不能對外公布其患有艾滋病的消息,甚至也不能把這個消息透露給她的那些顧客們。后來,當地疾控部門層層請示,結果誰都沒辦法,最終想出的辦法是:由這位專家本人親自給那個小姐做思想工作,最終讓其放棄了賣淫。

                  這個例子說明,對于公共安全具有重大意義的艾滋病防控工作,很大程度上系于艾滋病人的個人覺悟,而不是法律法規。而這位病人一旦像高××那樣,既隱瞞自己的艾滋病人身份,又繼續從事艾滋病傳播高危活動的話,公共安全就被置于高度危險之中。

                  (作者系調查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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